母亲的老家在江苏，是一个叫久隆的小镇子。母亲说他们家本是这镇子上第一大地主，老太爷纳了两房，母亲这一支就是二房的。老太爷死后，便分了家，二房的自然分的少。母亲的爷爷，也就是二奶奶的儿子，是个清末的举人，讨了个能干的千金做太太，便是母亲的奶奶。母亲说我小时候太奶奶还抱过我，我却什么都记不得了。母亲的爷爷身子很弱，整天只知道读书，家里的产业都是太奶奶打理。后来太爷爷早逝，家境败落，他的长子，也就是我的外公，便到上海来做职员，贴补家用。再后来日本鬼子打了来，太奶奶便举家搬到上海。

    外公外婆有两个子女，母亲和舅舅，外公外婆都有工作，所以家境宽裕些。母亲说，她小时候，常常带着舅舅来吃四川北路上的阳春面，夏天的时候，外公下班回来，会带一块奶油冰砖，一家四口分着吃，过年过节，也偶尔下下馆子，只有极少的几次，却已经是奢华的举动。每次母亲说到这里，父亲总要插话，说他小时候连阳春面什么味道都没尝过，母亲就笑，然后父亲也便跟着笑。

    其实母亲和父亲小时候便认识。据说他们两家住得很近，都在四平路上，但一个是棚户区，一个是日本式的旧的小洋房。母亲说上小学的时候，常常在上学路上能看到父亲。父亲说那时候棚户区的孩子没地方玩，母亲家的院子楼下却有一个石板的乒乓球桌，于是父亲和其他小孩便常常到母亲家的院子楼下玩耍，打乒乓，打弹子，刮香烟纸……母亲就笑着说父亲是那时有名的孩子王。

    有的时候我真想做时空机回到父母小的时候，偷偷躲在母亲院子里那棵大槐树下，看父亲玩耍。那时候母亲是否在窗下温书，抑或是在院子里与别的女孩子跳皮筋，踢毽子。母亲那时候梳两条麻花辫儿，玩耍的时候，红色辨绳一定上下翩飞，煞是好看吧。想象中会有这样的状况，父亲为了拣球闯入了女孩子们的领地，球却滚落在母亲脚下，母亲拣起球，递给父亲，却忽而转身又加入上下翻飞的毽子中，父亲也回到球台，撩起一个漂亮的弧璇……那种画面是黑白的，但我很喜欢。

    后来上到初中，就是今天四川北路的复兴中学初中部，母亲和父亲被分在一个班，父亲是大队长，母亲是中队长。十六岁的时候，知识青年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上山下乡。于是，父亲和母亲纷纷被下放。父亲下乡的时候很是神气，那时候学校都是军事化管理，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团，父亲作为团长，带领一列车的知青下乡。父亲说，那天，母亲来站台送他，人很多，母亲也很羞涩，始终不肯挤到车窗前面来，就在远处望着父亲，手里拿着一个包，犹豫着。等到列车一声长鸣，母亲才意识到来不及了，于是开始向车窗挤去，可是站台上人太多，不等母亲挤到车窗前，列车已缓缓开动，母亲越发着急，便伸出手将手上的包递向父亲，父亲也尽力探出车窗去拿，可是距离太远，列车就这样开走了。这一幕幕被在站台上送行的爷爷看得一清二楚，许多年过去了，当父亲把妈妈带到家里与二老见面时，爷爷便问，那是当年在站台上要送你东西的那个女孩吗？父亲说是，爷爷便同意了。

后来我问母亲，你当时要送给父亲的是什么？母亲笑着说是她亲手缝的一个帆布包，里面还装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。我顿时激动起来：“那东西呢？现在那些东西呢？”母亲很不在意地说：早不知道去哪了。我听了捶胸顿足，感到极其惋惜，责怪母亲为什么不把那么重要的东西保存好。后来再想想，虽然还是觉得惋惜，但是想到真正的感情是不需要什么物品来见证的，于是对于那个帆布包的耿耿，便心宽了许多。

父亲下乡不久，母亲也下了乡。母亲说那是她一辈子最苦的日子。